澳洲亿忆网历史当年如何给日本战犯定罪?百卷档案首次全球公开

当年如何给日本战犯定罪?百卷档案首次全球公开

2020-10-24 来源:读者报 阅读数 756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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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百卷《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首发。与以往出版的战后审判文献不同,这批文献是70余年来第一次公开,是真正意义上的“重见天日”。并且,此次出版的“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档案,是审判专门机构的档案,比之前的分散档案更为全面和完整。比如,东京审判时,据档案最新披露,辩方证人和战犯都集体做了伪证。

东京审判对“二战”中的日本首要战犯进行宣判

档案为何迟至今天才公开出版

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中、美、英、苏等十一国代表同盟国(联合国)在日本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主要战犯(A级战犯)。与此同时,中、美、英、法、澳、新、菲等国在亚洲地区对日本其他战犯(BC级战犯)进行审判。其中,中国政府在南京、上海、北京等地对侵华日本战犯进行大规模军事审判,成立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专职处理审判相关事宜,涉及2000多名日本战犯。

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在存续期间,审理大量案件、处理公务事项时,产生并积存了大量原始档案文件,其主体部分目前珍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由于历史原因,这批档案文件除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档案文件已经公布外,其余大部分此前尚未对外公开出版。

为什么这样重要的档案,迟至今天才公开出版?《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主编之一、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表示,档案搜集并不容易。除此之外,也有认识上的顾虑。比如许多日本被告人不认罪,一度认为这样公开对我们“不利”。其实不认罪本是常态,东京审判开庭之际有一个“罪行认否”环节,留下了录影,从日本甲级战犯荒木贞夫开始,所有被告人都说自己“无罪”。不过有意思的是,在中国的审判后,被告经过改造,对被判有罪全部心悦诚服,即使回到日本,仍深悔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而且至死都忏悔不已。除了认识上的问题,还有历史的原因,主要是档案馆对何时公布哪些档案有其规定和惯性。

辩方证人和战犯集体做伪证

东京审判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是人类有史以来参与国家最多、规模最大、开庭时间最长、留下档案文献最多,同时也是争议最多的审判。东京审判审理的日本近代以来对外发动战争、伴随着战争的暴行,涉及到整个东亚近代的历史。

由于日本“虚构派”否定南京大屠杀,所以在东京审判中,检讨南京大屠杀成了一个关键。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右翼开始向国外推销他们的主张,如日本重要右翼团体出版的英日文合刊《再审‘南京大屠杀’——向世界倾诉日本的冤罪》,不仅免费寄送给美国重要学者,而且向美国政要和国会议员广为散发。当时中日两国的研究,犹如不相交的平行线,基本是各说各话。因此,在不知情的第三者眼中,至少会留下各执一词的印象。

研究中,程兆奇还发现,用学术手段解决日本右翼对南京大屠杀史实的挑战,最大的难处在于中日在事发时是对立的两方,因此留下的记忆和记载自始便不甚相同甚至完全相反。程兆奇的结论是,即使仅引用日方留下的文献,日本“虚构派”的总体否定也是站不住脚的。比如,南京大屠杀第一责任人、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被东京审判检方起诉的罪名有39项,但判决时仅保留“普通战争罪”的“不作为”一项。这就产生两个问题,一是消极罪名和最高量刑的问题,因“不作为”和积极的“纵容”总应有区别,虽然东京审判是法官各自投票,判决结果并不是协商的总意,有偶然性;二是东京审判之所以称为A(甲)级审判,东京审判的被告之所以被称为A(甲)级战犯,是因为东京审判追究的主要罪责是A类罪行,即反和平罪。东京审判所有被告都被控A类罪行有罪,除了松井石根外,所有被告最终都被判处A类罪行有罪。松井石根被判A类罪行无罪,等于否定了他应为A级战犯。而通过检查松井本人和东京审判辩方证人事发时的日记等第一手文献,足以证明他们在东京审判时集体做了伪证。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将松井石根描绘成“亲中派”。说松井石根对“日中兵戎相见”“十分遗憾和惋惜”,希望尽早结束战争;战争之所以不能结束,主要是中国军队随时准备集结反攻,日军只是被迫应战。这一伪证直接导致了检方提出的“实行对华侵略罪”被免责。

松井石根被免责的“实行对华侵略罪”

翻开东京审判时松井谎称已销毁的日记,让人惊讶地看到,中日之战打到不可收拾,两国外交努力和德国居间调停最终因为日军攻占南京而彻底失败,正是由于松井石根不断突破日军高层成命造成的。松井石根在1937年淞沪战役爆发的次日被征召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他对日军中央决定由两个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和以“保护上海居留民和上海附近交通要道”的作战目标,自始便明确反对。他认为“解决中国问题”应投入五个师团,而且必须攻占南京。

以后无论在淞沪战役打得难分难解时,还是中国军队撤退后,他的这一主张从未改变。从松井日记中可以看到,直到11月25日日军参谋本部多田骏参谋次长来电要求战线不能再超出无锡、芜湖以西,他还在日记中斥责为“因循姑息,诚不可思议”。在11月底日军高层决定进攻南京之前,松井石根不仅在行动上远远走在日军高层命令的前面,而且在日记中留下了大量对日军高层“不思进取”应该“鞭笞”(用的就是汉字)等的不满。

所以,免除松井石根本来避无可避的“反和平罪”中的“实行对华侵略罪”,是法庭因证据困难的“不得不”。松井石根自己的日记是他向法庭提出的“宣誓口供书”的最好的反证,足见日本右翼得寸进尺,反而以此为松井石根鸣冤叫屈,完全站不住脚。当然,最终,东京审判判决松井石根与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板垣征四郎、武藤章等7人绞刑。

虎头蛇尾是东京审判的明显缺陷

事实上,东京审判的25名被告都曾是权倾日本朝野的大人物,包括4名首相、4名外交部长、5名陆军大臣、2名海军大臣以及多名外交官,其中有14人为陆军将领,3人为海军将领。历史学家指出,尽管当时名义上参与东京审判的法官由来自美国、苏联、中国、英国等战胜国的法官联合组成,但实质上,审判的最终结果由美国主导。

总体来看,东京审判判得并不重,20多人中,只有7名甲级战犯因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而被判处绞刑。这个结果可能是美国一开始就策划好的,因为美方实施东京审判的目的不在于严惩日本战犯,而是借“审判秀”来展示美国要对日本实施“法治化改造”,向日本民众乃至全世界展示“美国在法律上的公正”。

为了显示审判的公正,东京审判庭允许被告花较长时间进行辩护准备,事实上,法庭总共耗资数百万美元替被告寻找所谓的“无罪证据”以及证人。此外,法庭还给每名被告指派了美国律师(尽管大部分日本被告有自己的日本律师),从而避免日本律师因不熟悉西方法律而导致被告在法庭上吃亏。

在东京审判中,那些昔日的日本掌权者除了把责任推给基层官兵,或表示“自己(对战争罪行)不知情”,他们还善于利用东京审判存在的诸多漏洞,例如审判期间,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被告之间的语言沟通并不顺畅,因为日本被告大多不懂英语,而法官和检察官大多不懂日语。尽管法庭配备了约150名懂英语的日本翻译,但由于审判过程非常复杂,所以各方仍难以沟通。部分被告乘机回避法官和检察官提出的尖锐问题,他们支支吾吾地回答,有时能蒙混过关。

由于最终仅有7名被告被判死刑,以至于不少检察官感到不满。来自菲律宾、荷兰等国的检察官认为,法庭对一些战犯判得太轻,例如恶贯满盈、侵华战争的重要策划者梅津美治郎(日本前陆军参谋总长、前关东军司令)理应被判处死刑,但他拒不认罪,结果只被判处无期徒刑。 (来源|《读者报》 资料原出处:《解放日报》施晨露/文、《检察风云》李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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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Q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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